11月30日下午,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第二届“哲理政论”学术活动月之哲学工作坊(第8期)在学院一层会议室顺利举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陈治国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老师参加了工作坊,分别做了题为《友爱的政治:亚里士多德与现象学》和《探索中国哲学研究的古典学路径——以< 史记>的政治哲学为例》的专题报告。此次工作坊由学院哲学系曹树明教授主持,宋宽锋教授担任评议人,学院各专业教师、本科生、研究生3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李长春教授就论文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报告。李教授指出,“古典学”的确是最初发源于西方的人文学科,旨在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古典学研究不甘落后,并且加入了自己的特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典范。突破了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李教授强调,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路径,首先要重新确立六经的核心地位,其次,以经学研究为核心,展开全线的古典研究。从而完成“阐释中国文明的文化理想”这一重要任务。

至于为何要以《史记》为例,李长春教授从目录学角度和《史记》本身进行了分析。从目录学角度来分,中国传统分类法为“经史子集”四部。而《史记》一书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史书”、“谤书”、“子书”、“第七经”,即《史记》兼具经、史、子、集的性质,是古典学的最好范例。而从《史记》本身来说,它“究天人之际”,以统贯整个汉代的“天人”问题为切入点,同时具有“通古今之变”、“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特点,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古典政治哲学著作。
李教授先选取了司马迁的自传《太史公自序》来带领大家进入当时的研究视域。《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自序,包含司马谈和司马迁两个人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李教授特别强调,《太史公自序》中包含有三重紧张关系。分别是司马谈“论六家”中儒家与道家的紧张关系、司马谈“论六家”与司马迁“论六经”的紧张关系、孔子“作《春秋》”的政治理想与司马迁 “续《春秋》”的现实处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崇黄老之学的保守派代表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旨》,以道家思想为尊,对其它各家各派主流思想进行评析,从而达到批判当时时政改革的目的。而师从董仲舒的司马迁,作为新意识形态的领军人物,与其父观点不同。他通过壶遂与自己对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作《史记》的政治目的——某些方面学习孔子作《春秋》,探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关于《史记》这一宏伟著作的研究中心,李教授认为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两篇。因为孔子和陈涉是世家的中心,世家又是全书的中心,所以孔子和陈涉实际上就位于整个《史记》的中心。同处于旧秩序崩坏,新秩序未立时期的孔子、陈涉两人,用不同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的心志体现的是对理想中最佳政治秩序的追寻,而陈涉的行为则体现为对现实中恶劣政治秩序的颠覆。如此安排,意味着政治秩序问题将是《史记》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司马迁对于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将沿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

陈治国教授介绍了自己本次报告主题的基本思路构想,针对“友爱的政治”的可能性,个体和政治生活之间的过渡衔接,试图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现象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就目前为止已完成的部分内容进行分享,即对于友爱的政治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入手进行探讨。首先探讨的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一个政治个体追寻幸福或幸福的实现必须在一个城邦共同体中概括,而城邦的兴盛与发展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一个是正义,一个是友爱。亚里士多德这里的友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与他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是个体的友爱;另一个是一个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而言,同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适当的关系,是政治的友爱或公民的友爱。正义的实践方式是法律,但法律限制了正义的实践效果。正义关注公民的共同利益,基本上理解为守法。守法的正义基本上是以个体利益和差异区别的方式来维系共同体,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友爱更多的依赖不同个体之间的善意和相互情感。守法的正义更多的强调义务和责任,似乎对公民强加了一套涉及他人关系的要求,会给城邦共同体带来种种威胁。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友爱强调自身利益实现过程中的合作、信任等等,是公民共同生活政治本质的一种正向实现。接下来陈教授又对高贵的友爱是不是可能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对人的两个基本规定以及城邦的目的在于好的生活两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论述。

陈教授认为,海德格尔虽然并没有尝试严格发展政治学或者始终是拒绝建构哲学伦理学的,但在其著作当中明显地包含着对现时代人生状况,伦理政治生活状况的思考,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对于当代学者们探讨海德格尔的著作观点与政治建设可能或不可能的联系的问题,和友爱的在场或缺失以及可能的政治后果的问题总结了三种代表性的立场,分别阐述后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陈教授指出,基础存在论并非没有给任何形式的友爱留下空间。虽然海德格尔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点相关,但两者也是区别醒目,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可能存在着共同体,但并不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强调正义与公民。从根本上看,友爱的共同体对个体性质的私人生活也许是有益的,但在现实条件下对于可设想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是相当不充分的。之后陈教授对于自己的立场给出了很有学术性的多方面论证解读。
在互动环节,在座师生从司马迁自我定位、《史记》的价值维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概念的异同对比、中西古典政治学史的比较等方面提出了问题,陈治国教授、李长春副教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回应与解答。
宋宽锋教授对陈治国教授、李长春副教授应邀至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进行学术报告表示感谢,希望借此机会可以让中西哲学同聚一堂,良性互动,相互了解,并对两位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与在场的师生分享自己的启示与感悟。

两位老师的讲座内涵深刻,极富创造性和启发性,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主持人曹树明教授再次表达了对两位老师的谢意,同时鼓励同学们,中西哲学绝非互不干涉,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才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正路。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未来的学术之路有了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