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晚，华中科技大学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雷瑞鹏教授做客“科学与人文大讲堂”，通过腾讯会议平台以《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学使命》为题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经理袁祖社教授主持，杨辉副教授与谈。

讲座开始，雷瑞鹏教授引用同学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文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揭示了第一部分的主题：改变决策就是用现在的行动改变可能的未来世界。

接着她详细介绍了头颅移植的科学实验过程，并说明改变决策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如科学因素、法律因素和哲学因素等。其中伦理学作为改变决策的哲学因素能够尝试给出一套原则，指导我们做出道德的决定、评估做出的决策。其在“头颅移植”中涉及两个考量，一是不伤害（do not harm）原则，即在任何时候病人的利益都是第一的，需要在风险和预期受益中进行分析和评估；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知情同意，即甲与乙都需要充分知情再做出同意决定，这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由此还产生了特修斯之船问题的变形——人格身份问题。即在头颅移植之后，甲的头颅和乙的身体的组合物是甲还是乙，是否还能将其规定为是同一个人。雷教授以问题的形式列举虚拟人、裂脑实验、《Personal Identity》和哲学家Nagel等案例，说明在此问题上引发的不同争论，启发了同学们的深刻思考。通过对上述哲学伦理学风险和受益的分析、知情同意情况的研究及科学和法律理由的探讨，雷教授建议政府禁止在我国实施头颅移植的临床试验。

雷瑞鹏教授接着通过Judith Thomsom的设计实验、电车难题、泰坦尼克号等一系列思想实验的简短补充，说明伦理学可以帮助公权力和专业权力的人做出合适决策，并提出两个考量标准：Good（受益最大化）和Right（充分尊重自主性）。之后又探讨了导致科学家危机的三大事件、《纽伦堡法典》和Tuskegee梅毒研究，并说明生命伦理学的使命：“伦理学可以评价准备做出的决策是否合适，以及在标准发生冲突时提供解决方案。”

报告第二部分，雷瑞鹏教授以“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向同学们展示了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考量。其认为：“现代基因技术十分复杂，技术路线不同，应用目的也不同，因此在伦理分析中需要分开讨论。生殖细胞因为具有可遗传性，在伦理上有更多考量，所以相较于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带来的争议更大。”并表示，贺建奎通过在胚胎阶段删除CCR5基因，使出生的婴儿免于HIV感染，是一种增强目的。随着数字的增加，干预产生的风险和受益的不确定性、未知因素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加，我们无法可靠地评估干预的风险-受益比，更无法保证其会有利于病人或未来的孩子，也无法做到知情同意。

在胚胎基因编辑伦理方面，雷教授对反对论证进行简单梳理，说明了部分理论的不充分性，如“扮演上帝”论证从宗教视角出发，对于无宗教信仰者不具有有效性，在意义上不够清晰，这都影响到论证的说服力。而支持论证又比较激进，如Laura M. Purdy主张对自然生育的权利进行限制，因为某类群体可能携带遗传病或致病基因，会给后代带来一系列风险，所以不能随意进行自然生育。

雷瑞鹏教授接着强调了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问题，并从胚胎的本体论地位和道德地位、代际正义等方面进行阐述。其指出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五个错误之处，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三点政策建议：“首先要进行公开透明的公众讨论，其次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管机制，再次要推进持续稳定的能力建设。”

雷教授的分享结束后，袁经理进行了评议。他表示雷教授的主题不断结合当前世界科技与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各位老师与同学开阔了学术视野，引发了对这些艰深问题作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他最后对雷教授发出诚挚邀请，期望开展长期合作。

在讨论环节，杨辉副教授提出了“中国传统观念对科技伦理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伦理学专业教育如何应对新形势”的问题。雷瑞鹏教授详细解答，并对当代伦理学规范科技发展的前景表达了信心。同学们也积极思考发言，并对雷教授的分享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次讲座帮助公司师生了解了科技伦理学前沿，拓展了学术视野，也为未来公司哲学学科同华中科技大学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讲座恰逢长安校区大停电，师生们在黑暗中秉着手机灯光坚持了两个半小时。大家真切地体验到了高科技时代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