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晚，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系列讲座第四讲——上博简《内礼》与《曾子》在腾讯会议线上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经理，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涛老师主讲，由bv伟德源自英国始于1946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何大海老师主持。公司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以及校内外对哲学感兴趣的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梁涛教授介绍了自己对上博简与《曾子》问题的研究动机与起源，并从上博简《内礼》与《曾子》的关系谈起，由此提升到从文献研究上升到哲学思想这一主题。

梁涛老师先介绍了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情况，包括其记载的可靠性及成书年代等问题。《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

梁老师指出，《大戴礼记》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所以，《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当然其是否可靠，以及能否当作曾子思想研究材料还有待考究。接着，梁涛教授指出近期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它的出现让学界一定程度上认可《大戴》十篇的可靠性。随后，梁教授结合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等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对照，具体分析和讲解了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诸篇的关系。另外，梁教授又列举一些证据并运用传统文献学的考证方法说明了《大戴礼记·曾子》十篇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也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十八篇之十篇，这些文献是可靠的，也是用来探讨和理解曾子或曾子后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材料。

在短暂的休息后，梁教授开始讲解第二部分，从文献研究上升到哲学思想的主题，即在仁和孝的处理问题上展现出的两种路向以及儒学的发展方向。梁教授指出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些文献中既有曾子的思想，也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思想。二者的分歧从侧面反映了儒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仁和孝的问题。梁教授具体阐述讲解了仁与孝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如何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个发展路向，一是坚持以仁为中心，同时对仁、孝的关系做出调整，将仁的心理基础由血缘亲情转化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之中。这为孔门仁学建立起更为坚实的根源和基础。另一路向则以孝为最高理念，将孝泛化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两种路向都与曾子学派存在着密切联系，或者说这两种路向最早都是从曾子学派中发展出来的。曾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仁，并对以后的子思、孟子产生了影响；但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则突出强调孝，其泛孝论思想与思孟也存在复杂的联系。

接下来梁教授进一步讲解了曾子的重仁、内省思想及乐正子春对孝道的发展。并且通过对《曾子》和《孝经》的分析，梳理勾勒出从曾子到乐正氏之儒思想的发展演变，同时说明子思、孟子与重孝派的关系，及其对仁的选择的艰难探索和发展过程。最后，梁涛教授指出，思孟学派的出现不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直线式发展，而是在纠葛和对立下的艰难选择，因此，研究思孟学派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观念上，只关注其内部的“道统”传授，同时还应考察其思想的发展变化。

在互动环节，梁涛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做出了解答，并且结合当代问题和自身经历，对“孝”提出了新的看法。最后，何大海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精彩的概括和总结。整场讲座师生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至此，本期讲座圆满结束。